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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定信教授榮退文集:基礎醫學與公共衛生相互為用(本文收入「陳定信教授榮退文集」,財團法人吳伯楨肝臟醫學基金會出版,2013年12月31日,第72-75頁)


台大公共衛生學院 教授兼院長
(本文收入「陳定信教授榮退文集」,財團法人吳伯楨肝臟醫學基金會出版,2013年12月31日,第72-75頁)

想不到陳定信教授要退休了。說想不到的意思是,因為每次看到他,還是同樣的精神飽滿,同樣的對許多議題很有想法,不覺有何差別。不過在接到台灣肝臟研究會為他70歲生日而舉辦的研討會邀請函,加上邀約為他的70歲紀念文集寫篇文章後,不得不驚覺他真的要退休了。
配合研討會的召開,藍麗娟訪談陳定信教授後所寫的傳記:「堅定信念」(天下2013) 也同時出版。他在研討會中的特別演講,也回顧了他一生各種階段的關鍵事件。在這情形下,要寫些不會重覆書中內容的紀念性文章,一下子變得困難許多。
我只好試著打開記憶的盒子,翻箱倒櫃地尋找有關陳定信教授較少被提及的一些事。

一、自信又熱情洋溢的醫師科學家

我第一次跟陳定信教授有較直接的接觸,應是在1982年年初景福校友會的元旦聯誼會。
在 那之前的1981年10月左右,景福校友會館剛落成。為了慶祝這棟集合校友力量才得以興建完成的校友會館,校友會的總幹事李治學教授把當時的醫學系學會 五年級的會長郭保麟找去,要他接下一件「具有挑戰性」的工作。作為保麟的同班同學,加上之前已幫景福會刊寫過一些訪問校友的文章,於是落成典禮中的採訪工 作就落到我頭上。
陳定信教授是當天受邀的二個特別演講之一,題目叫做「B型肝炎」(另一特別演講則是沈永訓醫師談「青蛙腿與我」)。那時他剛從 美國NIH客座研究一年後回 來不久。陳定信教授的演講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,他講的有關B型肝炎的新知,很多是出自他所參與的研究,跟平常上課老師都是引用國外研究成果的轉譯性教學 很不一樣。另一個印象是演講後的提問相當踴躍,而他則是有問必答,簡短扼要卻又似乎無所不知。我記得有人問他到底B型肝炎有無動物模型,他馬上舉出北美土 撥鼠 (woodchuck) 的研究,並說他已在引進中。要過了20幾年後,我因參與台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,有一次錢宗良教授帶大家去參觀8樓的動物實驗室,我才第一次親眼目睹北美 土撥鼠,著實被它比預期龐大許多的體型嚇了一大跳。
演講結束後,我去向他借幻燈片。他笑著問我要借幾張,因為那天他只講了一小部分,即使要再說 個二天都没問題。會後我把當天的兩場演講都整理成文字,登在4 月1日出刊的第6期台大景福會刊。這次為了寫這篇紀念稿,我特別拜託景福醫訊的王亮月編輯,調出當年的文章,發現其中的二張照片未收集在「堅定信念」一 書,也許值得在此重見天日一次 (圖一與圖二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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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一、陳定信教授受邀在1982年景福校友會元旦聯誼會中做特別演講 (出自: 台大景福會刊第6期, 1982年4月1日) (附註: 文章第二行的德國學者Hürman 其實是Lürman之誤,可見當年應是没有送陳教授校正就刊出,要到31年後寫本文時才被陳教授指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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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、陳定信教授提供給景福會刊的照片 (出自: 台大景福會刊第6期, 1982年4月1日)。

二、身體力行教育理念的傑出學者

後來我出國留學,於1993年2月回到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任教,再度與陳定信教授有機會互動。他已在前一年 (1992) 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。但是我們互動的場景,一開始卻是台大醫學院一段極為動盪不安的年代。
在 1993年春天,台大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民主方式產生的校長選舉,後來由當時醫學院陳維昭院長當選。想不到在接續的醫學院院長遺缺補選時,卻引發了一 連串的爭議。這個事情說來話長,核心的爭議是謝貴雄教授是否違反專勤制度。當年的補選有12 位候選人,每人都要公開發表治院理念,我因是「楓城新聞與評論」總編輯,還寫信去邀請他們提供書面想法,登在同一期上。投票結果是謝貴雄教授最高票,但因 爭議極大,陳校長先是暫緩任命。在這段期間,據陳校長的回憶錄「在轉捩點上」(聯經2009)中的描述 (p. 162),「李鎮源、彭明聰、張傳烱、陳定信諸位教授多以寫信或親自登門方式,表達他們對院長人選的看法。」經過長考之後,陳校長以尊重醫學院選舉的結果 為主要考量,在年底任命謝貴雄教授為院長。
不過引起我好奇的是,在陳定信教授的「堅定信念」一書中,反而没談到這段歷史。我去醫圖翻閱當年「楓 城新聞與評論」的合訂本,在第8期 (1994年2月25日),當時陳校長已任命謝教授為院長,登了一份由6位醫學院校務會議代表連署的提案,標題寫著: 「教授治校」的首度考驗:我們為什麼如此堅持謝貴雄不能任職台大醫學院院長。該提案由陳振陽、陳定信、許輝吉、賴明陽、蘇益仁、陳培哲六人於1994年1 月5日提出,建議校務會議組成調查小組。這個提案,根據陳校長的書中記載,後來並没有通過。
當然整個事件在一年多後謝教授提出辭呈而逐漸化解。 但是事後再回頭看,在這過程中,媒體多次訪問陳定信教授,他談的都是醫學教育應該回歸本質,培養好的醫 師。這些看法無形中變成當時一股穩定的力量,讓諸多同仁在爭議期間仍保有一些希望。從中可以看出陳定信教授對於教育理念的身體力行,其實早有跡可尋。
我 有較多機會與陳定信教授互動是在2001年他當上醫學院院長後。他的注重研究,要求教師升等的論文品質要好,新設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,改善研究設施,在 他的傳記書中都有詳細記載。他領導醫學教育改革,通過TMAC評鑑,也是眾所皆知的。不過較少為人知道的是,陳定信教授對於教務與學務的投入強度。
那 時我是流行病學所的所長,在學校的教務會議上,院長與系所主管都要出席。由於會中很多報告與提案都與各種教務規章的條文修訂有關。表面上是相當頊碎的事 務,也因此常看到許多系所主管未能出席。令我驚訝是,以陳定信院長繁忙的程度,他卻幾乎不曾缺席。這表示在他心中,與學生教育有關的事,就是最優先的事。 而且他在會中,對於各式各樣的議案都會仔細聆聽,往往能看出這些規定背後代表的意義,進而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,甚至訂正法規中的錯別字。我自己常是從他的 發言中學習到教務的涵義。
另一個例子是他訂了生命科學家誓言。我發現後覺得很有意思,於是我在公衛系也開始提出類似想法。歷經教師與學生多回討論,也訂出公共衛生誓詞,讓學生在實習前能預讀。
在學務方面,陳定信教授為了鼓勵老師多用心擔任稱職導師,每年的導師營都全程參與,並邀請學生代表參加,同時也邀請公衛學院的教師、學生代表一同參加。晚上的座談他一定親自主持,讓師生暢談各式各樣的問題。圖三與圖四即是2006那年到蕙蓀林場舉辦導師營的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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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、2006年11月25日醫學校區導師營活動在蕙蓀林場舉行。途中陳定信院長請大家喝咖啡。圖四則是大伙在森林道上合影。


三、基礎醫學與公共衛生相互為用

陳定信教授雖然非常注重基礎研究,但他的最終目的仍在應用這些知識於治療或預防疾病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個經驗是2003年SARS流行期間的幾次拜訪。
那 時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畢思理 (Palmer Beasley),透過休士頓辦事處主動向台灣表示,願意訪台提供必要的協助。當時各國旅客不敢來台,我去喜來登飯店接他時,整個大廳清清涼涼。雖然之前 我没見過畢思理本人,但很快就認出。這期間他要我安排與陳定信院長碰面。當他們兩人見面時,那種預期外的相見情境,「風雨故人來」大概是最好的寫照。陳定 信告訴畢思理,他如何在SARS爆發不久,即把各基礎與臨床相關科別的人找來,從病毒培養、核酸定序、到嘗試新治療方法 (免疫球蛋白加類固醇)、與快速檢測,樣樣都是日以繼夜在進行。陳教授一邊說,還一邊從他大書桌上堆滿的資料中拿出一些給畢思理看。會後畢思理告訴我說, 台大幸有陳定信院長,這個危機一定可以渡過。
可惜我當時幫他們合照的相片一時找不到。在畢思理離開台灣前,陳水扁總統在接見他時,提到台灣需要 美國有關生物恐怖主義 (bioterrorism) 在國安層次的預防性措施的經驗諮詢。於是他回去後,協助安排他學院裡擔任白宫生物安全顧問的Dr. Scott R. Lillibridge來台。當Scott抵達台大後,我同樣安排他去見陳定信院長,留下兩張有趣的相片(圖五與圖六),為那段歷史留下圖像見證。






圖五、2003年5月22日陳定信院長與U. Texas 的生物安全專家Dr. Scott R. Lillibridge在院長室帶口罩合影; 圖六則是脫掉口罩後的盧山真面目。

雖 然SARS不是陳定信教授的研究主軸,但是他在面對SARS疫情挑戰時,以醫學院院長的高度,擬定了整體應戰策略,更是把基礎科學與公共衛生做了關鍵的 結合。這樣的整體思考與行動邏輯,可說反映他一貫以科學實證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應用主張,也說明了他為何在B型肝炎的防治上能有如此重大的貢獻。
這是我們所有的後輩都應深入學習之所在。